據《游洋志》卷四記載，在唐代，興化縣那里出了八個鼎鼎有名的進士：
金鯉，字伯龍，清源東里白鶴人，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或三年進士，累官至司徒、吳國公。貞觀十八年（644），唐太宗大駕親征高麗，鯉諫曰：“天下甫定，而遠人是校，恐百姓聞之而解體也。”上曰：“卿言當矣，但今事固不容以自止矣。”鯉遂解印而歸，治第白鶴山中。吃虧后，唐太宗以詩寄之曰：“黃龍漈里黃龍戲，白鶴山前白鶴棲。弘景可憐虛宰相，豈將薇蕨問夷齊。”字里行間表達了對他的懷念。
鄭積，字德戴，福興里潯陽人，貞觀六年（632）進士，歷官金紫光祿大夫、侍御史兼右散騎常侍。麟德元年（664），唐高宗欲城楚王宮，勞民傷財莫甚焉，積抗疏以呈其非，唐高宗乃止。漢陽百姓立碑紀念他。
鄭方迕，字仲居，積之子，遷居廣業里霞溪。唐高宗乾封三年（668）進士，歷官殿中丞、上騎都尉。嗣圣中（684），武則天臨朝，廢唐中宗為廬陵王，方迕說：“堂堂男子，胡為曲身于女主座下！”遂解官而去。
鄭朗，字大明，方迕之子，唐玄宗先天二年（713）進士，官殿中侍御史。遇事敢言，不曲不阿。時韓林為相，嘗謂之曰：“侍御史自反，前代何如人？”朗說：“漢汲黯，晉嵇紹。”其慷慨勁直如此。
鄭璩，字伯玉，方迕之孫，唐肅宗乾元元年（758）進士，歷官侍講兼光祿勳，性格正直，朝野憚之。永泰元年（765），唐代宗想換太子，璩諫曰：“是太子吾所素誨，知其德性久矣，決不可易。”于是抗辭以拒之。唐代宗怒，璩說：“臣有舌在，陛下必不可能割之使去。”唐代宗才醒悟過來。
史賓，字見大，清源西音之上史人，唐高宗龍朔二年（662）進士。官司空，封楚國公。與狄仁杰同朝，狄仁杰十分尊重他，每稱曰“史公”。遇事果斷，不萎靡，當言不忌諱，誠可謂之一代名臣者矣。
詹萬鍾，字良關，清源西里期山人，龍朔二年進士，官劍南副使。為官禮重有德之士，憐恤無告之民。時唐代宗發怒，要誅殺百姓十二人，萬鍾抗言以止之。上不聽，乃嘆曰：“立百姓之上而不能救百姓以生，我將去之矣。”乃退而與史司空、白御史共戲游焉。
白金，字文重，清源西里西音人，也是龍朔二年進士。官至荊州道御史。為官布德施惠，民愛之如父母，歌曰：“我愛白公治萬民，枯株落草見陽春；我愛白公仁百姓，窮谷深山聞善政。赤子何辭祝我公，愿言代代相君王。
蔡金耀先生點校了《游洋志》。他在《點校重印游洋志說明》中說：“興化立縣于宋太平興國四年，唐時尚無此縣。上述鄭積等人乃清源東西兩里及福興里人，其地唐時屬于今之福清、永泰。宋初始以莆、仙山區一帶及福清、永泰之清源、福興等十四里建立興化縣。對于這些人物，似乎不宜掠美。著者如果明確指出他們是興化建縣以前的人物，那就應該恰當些。”在這里，蔡先生的話既不看對象，又多此一舉。
所謂不看對象，是因為寫歷史上人物是區域志的要求。和今天各地編撰區、鄉鎮志一樣，有堯舜禹就寫堯舜禹，實事求是，不能胡編亂造。游洋志寫這里歷史上人物等，是正常的事，不存在什么“掠美”。否則則是不正常的，《重刊興化府志》即弘治志便是如此，在卷十六唐進士科，只有莆田縣后期的，興化縣八進士一個也沒有寫進去。《八閩通志》更不正常，唐朝初期和中期福建省科舉空白。這說明唐時福建省和各郡當局對區域志缺乏認識，沒有及時記載，導致有關記載無法可查。周瑛和黃仲昭是我省、我市歷史上著名的方志學家。但是，“巧媳婦難煮無米之炊”，他們不可能在幾個月之內就把唐代的那些得中者一一補上去。所以，所謂不正常，那是歷史造成的。
所謂多此一舉，是因為游洋志卷一“沿革”就已經把興化縣建立的前前后后說明了：“建置興化縣，按縣治，在《貢禹》隸揚州之境；在天文，屬牛女之次；在《周禮》，則職方氏所掌也。七閩之地，秦入閩中郡，漢晉以來皆未有，唐為游洋、百丈二鎮。”“（太平興國）四年己卯，詔永泰、福唐（今福清縣）合游洋、百丈鎮置太平軍，尋改為興化，縣在興泰里萬山之中”。“次年，始以泉之莆田、仙游來歸，鼎立而三。八年，因轉運使楊克讓之請，詔移軍治于莆田，而縣遂為支邑”。所以，后來的人物志等等也就念念不忘那幾句話。
游洋志的缺點是歷史資料來源不明，例如八進士記載是從哪里來的，要一一注明，否則，就會影響自身的學術價值。萬萬沒有想到，蔡先生的點校也有這方面缺點。在前面文章中，金鯉中進士時間不明確，是因為筆者手頭沒有有關唐代歷次科舉時間方面的資料。蔡先生的校勘說：“武德三年為庚辰，此處作lsquo;二年庚辰rsquo;，誤。”這樣校勘，那是容易犯錯誤的。所以，我不敢全信。這是因為筆者寫文章歷來對讀者高度負責。他們讓出時間讀我的拙作，我就應該讓他們有所得，滿意而歸。此其一。
其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后漢書》開始的歷代《隱逸傳》告訴人們，治世時選賢舉能容易，人們不怕死，在廷議時被打得皮開肉綻，感到很光榮，是什么“忠臣不怕死，怕死非忠臣”；亂世時則隱士多，許多人跑到深山老林研究學問去了，選賢舉能難上加難。所以，所謂中國人有什么“官本位”，那完完全全是現代不學無術之流的胡編亂造！筆者所以對游洋志唐代八進士進行考證，是因為這個記載符合中國歷史上的用人規律，相信了游洋志記載的正確性。安史之亂以后，唐朝由盛到衰，福建省中進士、明經的還有一些人，這就說明福建省唐朝初期和中期得中者一定比后期多得多。所以，筆者在前面才有那個斷言，認為福建省區域志不正常是由于那時福建省及其各郡當局者認識水平低造成的。
與此同時，筆者還有有關資料，例如林披公，弘治志把他列為莆田縣唐代明經及第第一人。據《比干后裔》說，他的父親萬寵公也明經及第，他的祖父玄泰公則是博士。中華民族是由許多個民族、許多個姓氏組成的大家庭。自古以來，各姓氏都重視對子孫后代進行家族史的教育，讓他們弘揚祖德，愛祖國，愛人民，在新的歷史時期建功立業。所以，如果把各姓氏族譜一一開發出來，那么唐朝初期和中期福建全省各地選舉志的空白也就容易補上去了。
又例如，弘治志卷十五說，莆田縣學，“蓋自唐設，其額張九齡書也”。雖然語焉不詳，但是卻告訴我們，唐代莆田縣既是經濟的上縣，又是教育的上縣，出了不少優秀人才，并且還受到了開元之治名相張九齡的賞識，否則人家也就不會出手題字。這是不言而喻的。 （林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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